经历百余年本土化，中国交响乐已长成参天大树 |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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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杨燕迪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也是交响乐创作在中国实现成长、发展、巩固和飞跃的七十年。放眼世界，交响音乐（symphonic music）作为表现力最丰富、音响资源最全面、变化能力最多样的大规模音乐品种，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众多作曲家的注意力，也成为各国音乐家体现本土文化和自身气质的重要音乐载体。中国的交响乐创作事业自20世纪早期由萧友梅、黄自等先贤开创起步，经由江文也、马思聪、冼星海、贺绿汀等一批受过学院专业训练的重要作曲家的协力推进，至新中国诞生时，已在交响曲、交响组曲、交响诗、交响合唱、协奏曲、交响小品等各类体裁中有可喜斩获，并为交响乐的“中国化道路”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业绩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欣欣向荣。在国家体制的支持和扶助下，稳定、专业的交响乐团建制与创作队伍开始形成。由此也激发了作曲家们的高涨创作热情——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交响乐创作总量达百余部（首），大多具有标题性内容，偏重描画性和风俗性，音乐风格上有明确的民族性追求，作曲家有意采用悦耳、动听的民间音乐音调和素材，表达出属于当时那个特定时期的乐观向上的特有情志。诸如刘铁山、茅沅的交响组曲《瑶族舞曲》（1952）、王义平的《貔貅舞曲》（1954）、李焕之的《春节序曲》（1956）、辛沪光的交响诗《嘎达梅林》（1956）、施咏康的交响诗《黄鹤的故事》（1957）、吴祖强与杜鸣心的舞剧《鱼美人》组曲（1959）等，此时的优秀作品均反映出上述风尚。

陈燮阳指挥中国交响乐团演奏交响诗《嘎达梅林》

一曲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1959），可谓是上世纪50年代中国交响乐创作的最高潮和里程碑。作曲家何占豪、陈钢发挥各自特长，在中国交响乐中真正做到了中西合璧、雅俗共赏的高度融汇——一方是中国的著名爱情传奇与地道的民族音调，另一方是外来的古典协奏曲样式和交响发展的叙述脉络，两者之间达成水乳交融，成就了此曲流传至今整60年热度丝毫未衰的经典地位。

政治性的交响表达

交响乐的本质即是“宏大叙事”。以交响的口吻和姿态表达历史、民族、时代的重大命题，这本是交响乐的题中要义。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上半叶，出于特定的历史氛围，加之受到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一交响曲“1905”》在中国上演（1958）的感召，国内掀起“革命历史题材交响乐”的创作热潮。丁善德、王云阶、江定仙、瞿维、马思聪、李焕之、罗忠镕、陈培勋、朱践耳、吕其明、刘庄等一大批重要作曲家均投入到这一创作事业中。此时写作的交响乐作品常取材具体的革命历史事件，并以某些当时广泛传唱的歌曲音调作为体现历史事件的具体符号来唤起听者的历史认同与记忆。在这些作品中，有三部作品最值得关注：朱践耳的“交响乐大合唱”《英雄的诗篇》（1960）基于毛泽东主席的长征题材诗词，作曲家以宏大的气魄与专业的交响笔法，讴歌了红军长征这一具体的革命历史事件，也颂扬了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人类英雄主义的普遍精神。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1962）以五个乐章的宏大篇幅、娴熟的交响乐编织刻画出长征中五个代表性场景。吕其明的交响序曲《红旗颂》（1965）则在日后多年的高频率演出中，不断证明其高昂伟岸的主题旋律的强大吸引力和象征性价值。

即便在“文革”时期，中国交响乐在极度困难的条件和环境中依然有惊喜出现：如田丰的交响合唱《毛泽东诗词五首》（1970）和殷承宗、储望华、盛礼洪、刘庄等人创作的钢琴协奏曲《黄河》（1970），即是超越时代并流传至今的佳作——尤其后者虽基于冼星海的原作《黄河大合唱》（1939），但此曲用精炼和有效的方式凸显了钢琴与乐队的戏剧性对峙与炫技性亢奋，从而用崭新的面貌展现了原作的内在精髓。

殷承宗与李德伦执棒的中央乐团合作钢琴协奏曲《黄河》

康复、开放、探索与接轨

国庆70周年联欢活动千人交响乐团演奏的《北京喜讯到边寨》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社会走向全方位复苏，这种情势也敏感地反映在交响乐创作中。郑路和马洪业合作的《北京喜讯到边寨》（1976）以欢快、热烈的情绪表达成为这个转折时期的音乐象征，至今仍是音乐会上最具号召力的返场名曲之一。早先因各种原因被埋没的优秀作品此时也重新绽放，并承担了接续以前较为传统的创作路线、同时又昭示未来的任务，如王西麟的交响组曲《云南音诗》（1963）的第四乐章《火把节》即是其中的佼佼者，因其地道的云南少数民族音调与节奏运用和淋漓尽致的乐队色彩发挥而引人入胜。刘敦南的钢琴协奏曲《山林》（1979）和张千一的交响音画《北方森林》（1980）均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交响乐的代表性佳作。作曲家们在延续传统音乐创作语言的同时，开始注重音乐自身内涵的挖掘和风俗性的情景刻画，摆脱多年以来以政治性题材和表达为重心的倾向。

随着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思想解放的深化，音乐上的变革——受到20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并与现当代音乐观念与技法接轨的所谓“新潮音乐”——不可避免到来。中国交响乐的创作走向当然不在例外，而我们至今仍处在这同一个语境和氛围之中。由于开放所带来的宽松、自由与探索的局面，中国交响乐创作达到了有史以来最丰富、最复杂、最多产、也最难以总结的阶段。老、中、青几代作曲家，不论是“老一辈”的朱践耳、罗忠镕、杜鸣心、郭祖荣等，或是在1949年以后、“文革”前接受学院高等教育的“中生代”王西麟、金湘、高为杰、杨立青、金复载、陆在易、鲍元恺、赵季平等，抑或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进入乐坛的后生辈如陈其钢、周龙、陈怡、叶小钢、盛宗亮、贾达群、郭文景、谭盾、刘湲、许舒亚、叶国辉、秦文琛等，他们均在交响乐的创作中探索前行，努力将中国的精神、元素和素材与交响乐的要求、规格和笔法相融合，致力于写出具有中国气派、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的交响乐作品。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音乐界的期待，更是作曲家个人的追求。

个性声音：四位中国交响曲作家

在交响乐的所有品种中，交响曲（特指连续贯通的多乐章、大部头交响套曲）被视为交响乐的顶端皇冠。中国作曲家中，近期致力于交响曲写作的人数虽不算多，但也不算少。就数量而论，郭祖荣写有32部，应是中国交响曲之最。其他近来写有多部交响曲的作曲家尚有曹光平（12部）、龚天鹏（10部）、王宁（9部）、陆培（6部）、石夫、程大兆与陈怡（各3部）、钟信明（2部）等。然而，有四位作曲家的交响曲创作因独具特色的个性声音已得到业界的公认和肯定。他们刚好分属四个年龄段（出生年代从“20后”至“50”后），每人都写有多部交响曲，可谓代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交响曲的最高水平。

朱践耳是当然的首席代表。作为中国交响曲的标杆性人物，他的11部交响曲的创作时间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横跨至20世纪末端，集一生的阅历与功力于其中，完整体现了作曲家的文化思索与音乐探索。在这其中，最具震撼力的杰作我以为是作曲家进行历史反思的“第一”（1986）、“第二”（1987）和弘扬中国士人独立人格的“第十”（《江雪》，1999）。

王西麟以他极富悲剧性的“第三”（1991）赢得了普遍赞誉，而他的9部交响曲和其他交响乐作品均以戏剧张力与暗黑色调为突出特色。

以《炎黄风情》在交响乐写作上求得突破的鲍元恺，在走进新世纪后转入大型交响曲创作，至今已写有7部交响曲。他擅长中国民俗风的表达，又具有扎实而简练的交响笔法表达，这在他的“第一”（纪念，2004）和“第三”（京剧，2006）中有鲜明体现。

叶小钢写作交响曲至今已有5部，他一直保持着抒情、大气而华美的音乐特点，喜爱在交响曲中使用人声，这在他著名的“第二”（《地平线》，1985）中已有展露，而在他最近的“第五”（《鲁迅》，2017）以及一部非常出色的西藏题材作品《喜马拉雅之光》（2013）中，这种特色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其他品种亦出色

除交响曲之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作曲家在每一种特定的交响乐品种中都有相当出色的贡献。如交响诗作品，刘湲的《交响狂想诗——为阿佤山的记忆》（1990）令人难以忘怀；如交响合唱类型，可以举陆在易的《中国，我可爱的母亲》（基于方志敏诗词，1991）和陈其钢的《江城子》（基于苏轼诗词名篇，2018）为最佳代表；如中国乐器与交响乐队的“混搭”作品，朱践耳的唢呐协奏曲《天乐》（1989）、杨立青的中胡与乐队作品《荒漠暮色》（1998）和郭文景的竹笛协奏曲《愁空山》（2003）等均应被纳入经典之列；如新时代的跨界试验，谭盾别出心裁的《地图》（2004）让原生态的录像图影与交响乐队之间构成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如小提琴协奏曲体裁，陈其钢的近期佳作《悲喜同源》（核心音调基于古曲《阳光三叠》，2017）值得高度关注……

交响乐在中国经过百年有余的“在地本土化”过程，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具备了中国的自身性格和世界性的意义。新中国的交响乐事业，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优秀创作，更是取得了可喜可敬的业绩，已经直接参与并汇入世界舞台的交响洪流中。当前，随着中国国力强盛之后的感召，中国交响乐的发展又面临新的课题和新的使命。祝福中国，祝福中国交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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